毎本书的前面的文字是序，它有书余的性质，有些序读来别有一种轻松感。序，大多请名人为之，这无可厚非。

　　序是为书而写的，读作者本人的序，能产生亲切感。自作的序因作者经了“生产”的“苦痛”，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写来更能触及痛痒。汪曾祺的《草花集》，一篇篇写得如白云舒卷、清泉随形，书的《自序》又有一种似乎漫不经心的绰约风姿。他由草花的寻常谈起，说到自己这本集子中的散文，轻松自然，令人品味再三。

　　序是古典文学中一个特殊文体，可以追溯到南朝梁代，时萧统编《文选》已有此一体。左思作《三都赋》时没有引起世人重视，当时皇甫谧比左思名气大，于是左思就把自己写的赋给皇甫谧看，谧看后“称善”，欣然为之序，这就是造成“洛阳纸贵”的名人效应，这件事《晋书》上有记载。

　　序的写作心理起源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话古今同理。现代人不管是序人还是人序皆可谓文人相亲的作为。曹丕的“文人相轻”为后人所误解，他对建安“七子”中早逝的“四子”陈琳、徐斡、应玚、刘桢十分看重，自己出银子为他们的遗作结集，也应为之作序的。再如刘禹锡为柳宗元文集写序，那因柳宗元病故前以“遗草”相托；白居易撰《元少尹集序》，不但因为元宗简是他的朋友，而且宗简临终遗言：“遗文得乐天为之序，无恨矣！”此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序事感动着历代文人并形成了文学界的普遍风气。

　　我对序的印象来自《兰亭序》《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滕王阁序》等名篇，前两篇更被奉为千古书学之祖。也被《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无尽名句所倾倒，斯为序亦为传世美文。一些为传世典籍所写的如《尚书序》《毛诗序》，更有“自序”中著名的《太史公自序》与上面的为文而作的序有所区别，前人以“述集所由”来说明序作用，虽显笼统却道出了序的要旨。

　　从皇甫谧序左思《三都赋》算起，序的历史已延续了1700多年，有一个颇为滑稽的现象就是越到后来序越多，明末清初，诗文集的刊刻激剧增多，多到如《荆川文集》所说，凡“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甚至宫里的“太监”“闺阁”的千金也出诗文集。此事前所无有，被有识士诟之“绝是可笑者”。书多序也多，明清之际的钱谦益可谓作序“专业户”，在明时应人请而写的《序》有40篇，入清以后《有学集》里的《序》更多达53篇，创出古代名人作序的最高记录。

　　顾炎武说：“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月可也。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曹禺的序往往写得长，读起来还嫌他说得太少；夏衍的序大都很短，觉得若非如此清淡、含蓄，便不足以附其剧作；鲁迅的序长则特长，短则奇短，感到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剪裁极为精当……

　　如今无书不序无序不书。自费出版更使得书籍的质量良莠不齐，然名人和非名人们照序不误。这一点前人有好榜样，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有一个很生动的比方，他说：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于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坠井也。若更为之序，岂不犹之下石乎？”老人家恳切地劝告人们，你如果单单为出名而出书，就像一不小心掉到井里，而如果为这种人出的书写序，那无疑是落井下石。这句话告诉我们，书，不要随便出；序，不可任意作。

　　读者读序，多喜欢富于哲学思维的剖解，更是了解著书者智慧的一扇窗户，其份量往往占半壁江山，是一种外力的精神支撑。故选对作“序”者，是著书者的一项工程，是体现该书格调的一张脸面，是展现作者与文人之缘的一种折射，是昭示作者其德其艺的一种能力。《文心雕龙·知音篇》曰：“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然，“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古人曰：“说者，悦也。”但“过悦必伪”，故写“序”者要做到“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就必须情动于衷有感而发而不在于文辞修饰，忠实可信并对时代有所益，让读者能随着你的“序”，开始有情而入的阅读之旅。

　　人读旧书的序，也是旧书的序读新人。人不解书，其意难通，其害甚少。书不解人，少识世事，误读岁月，其害无穷。我喜欢读序，好的序可作文论读，可作索引读，可作传记读，可作美文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