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9年8月出生于上海的。那时上海刚解放，有许多房屋和家具毁损于战火，我父亲是木匠，成天忙于敲敲打打的修理。母亲说，我是父亲用钉锤敲出来的。我也隐约觉得还在娘肚子里时，就听见父亲用钉锤敲打木头的“乒乓、乒乓，呯——”声音了，那么响亮。

　　童心是小鸟，是在蓝天中自由飞翔的小鸟，想到哪就到哪。童年的心灵是美好且纯洁的世界，童年的印象是永久又快乐的情愫。我在上海出生后的童年印象是最丰富也最精彩的，正如许多老人迷恋旧上海的传奇故事那样，它们不只是发生在歌舞厅、大洋房，也悄悄地在木板阁子楼、闸北移民区、风情大马路以及绕着绕着就迷路的小弄堂里发酵，于贫穷和浮华间上演。

　　在我上海的童年印象中，最诱人的是走过不同风情的大马路，它是让我呀呀学步后幽记着旧上海的城市架构。特别是我三岁时随父亲和长干表哥在大世界看的《马路天使》，那是上海早期黑白电影的经典代表，它讲述了旧上海的民生风情，以及城市屋檐下的小人物生活。影片开头的那一段上海大都会的长镜头，把那时上海大马路上所有的时髦都囊括了进去：西洋威武的Maison，光怪陆离的霓虹招牌，小弄堂和大马路……。马路的命名也有点意思，衡山路原名贝当路，取自一法国著名元帅。外滩，原意是外国滩，是上海人的称法；英国人修建此路时命名为“码头滩”，后又改成了扬子江路。而且，该马路的“外滩情人墙”则是个很有情趣的去处。那时上海人普遍住房条件窘迫，两三代同住一室，情侣们不约而同要找一个隐蔽又安全的地方。外滩情人墙是条长约200米的砖坝，堤下有浓郁的树荫，还有七七八八散落的石板凳。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外滩开始热闹，年轻的姑娘们打扮得漂漂亮亮老早出来先占位置，耐心等待情人带上点心来江畔相会，尽管拥挤不堪，但丝毫不影响情绪。我三叔和郑秀英（我三妈）谈情说爱时，就曾经每天下晚都来到这里。据说在这200米的距离中就有600对青年男女谈恋爱，平均一米内就有三对。曾经还有恋人太陶醉了，从堤坝上掉了下去，所幸无伤。

　　在我的童年印象中，最深刻的还属弄堂生活。都说上海弄堂造就了这座城市的内里，其实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生活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那一条条一排排的里巷，流动着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东西，东西不是什么大东西，但琐琐细细，聚沙也能成塔的。所以，弄堂这一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不仅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最重要的建筑特色，也连接了千万普通上海人最常见的生活空间，曾经与千千万万上海市民的生活密不可分，并且创造了形形色色风情独具的弄堂文化。

　　我曾记得：“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吃侬肉，还侬壳……”脑海中依然记得那回荡在弄堂里的声响……。也有弄堂口或街角处黑呼呼摇转着的黑火龙，那一声“嘭——”，曾让我又爱又恨；那时一群孩儿围着爆米花机，却不敢靠近它；爆米花的香味和响声总是让人又爱又怕。又有麻糖，二三岁时每当听见有节奏的锤子和铁片发出的声音，就知道是卖麻糖的来了，高兴的找父母要钱去买，买一块半天都舍不得吃完。特别是小推车的柴爿馄饨，香就香在这柴爿，就是用木柴烧火煮出来的猪肉馄饨，加点猪油膏，香得让人口水直流，三四岁时，非常期待那种流动的小推车。又有弄堂口的老虎灶，这是一个老上海人都会觉得亲切的地方。这里不是高档奢华场所，这里只有白开水，但是每天到这里打热水，总能听到一些有趣的事情，这里是八卦的中心地段，这里是趣文的集散站。至于童年印象中的飞毛腿、擦炮、甩炮，那是属于新年最美好的玩具。若是想要白相，就去大世界；哈哈镜是多少孩童的最爱呢！在我童年的上海记忆中，那些道不尽的大城小事以及那种特有的小滋小味，走过了才能体会着。

　　1951年农历辛卯兔年的中秋节后，我妈怀孕着我弟弟足月了。为了避免母亲生我时的仓促无备以至发生难产，八月廿四的秋分那天，我父亲托人请来了当时上海黄浦区最有接生经验的张氏老嬷，出足了工钱让张氏老嬷住在我家专侍我妈妈。由于有了张氏老嬷孕生得道的陪伴，我母亲于八月廿九的黄昏顺产了弟弟小宝，又名小二子。有了弟弟小宝后，我实在高兴也真是欢乐，几乎每时每刻都想守护在他的竹摇篮旁边，不是摸摸他的小脸，就是拉拉他小手；有时夜里睡觉时梦中也会呼喊着：“小宝，小宝……”。

　　1952年农历壬辰龙年的八月廿九是我弟弟小宝周岁，我们全家和众多亲朋好友祝贺小宝周岁后的第二天，早上我父亲做木匠出工不久，顺琴大姑就来了；“大嫂，大嫂，我是顺琴呀！”我妈妈应声从屋里出来：“哟，是他大姑呀，快进门，快进门来坐！”大姑在我家门外见到我，“是大宝呀！”立即拉上我亲了又亲；然后进屋来到竹摇篮边，又抱起我的小弟说：“这是小宝吧。”我妈说：“是的！”那天大姑留在我家吃了中午饭。言谈中大姑说：“大嫂，昨天我有一桩急事，耽误了来祝贺小宝的周岁，你和大哥可别生气啊！”“他大姑，我没有怪你！”大姑又说，“我离家离亲人好几年了，和周正白过日子也四五年了，至今只生养个女孩子巧珍，她与大宝差不多大，也三岁了；就想生个男侠子，也很想念你们啊！这样吧，我今天想把大宝带回去疼疼；大嫂，你能体凉我吗？！”我妈妈看着大姑那无比企盼的眼神，心就软了，于是答允了大姑的请求。

　　我在大姑家住了三天，大姑的确很疼爱我，给我做了许多好吃的；大姑父也很喜欢我，他白天与我寸步不离照看着我和巧珍。大姑的家在闸北区的东新村。东新村主要是由居民自建、改建的私房。弄堂七弯八弯，人口密集，如同蛛网的弄堂门口还放着几只红漆的、圆圆的木头马桶；各种房型从平房到两层楼再到加盖三层楼，纵向、横向发展的皆有；正如上海作家程乃珊在《穷街》中叙述：走进东新村，“马路明显变窄了，两侧的建筑也矮了，各住户伸出的晾衣杆也密了；袜子、被单乃至衬裤、胸罩，毫无顾忌地迎风招展，路牌上晾着拖把和鞋子。……从路口进去，小街又像蜘蛛网一样往四处延伸扩张，前后左右都是人家。”东新村居住的人大多是苏北移民，他们热情、随意、好客、爱热闹；他们吃饭喜欢在门口坐着吃、喜欢穿着睡衣裤衩相互串门。他们求生存的行业主要是黄包车夫、码头工人、帮佣，澡堂、饭店、理发店中的服务人员以及环卫工人、掏粪工人；因此衍生有码头帮、赌场帮、渔市帮、菜场帮、人力车帮和掏粪帮等帮会。每个帮都有其帮规帮距和残酷竞争的帮会史。例如：为抢夺一条弄堂的收粪生意或是一个马桶的势力范围，东新村的苏北掏粪帮在早晨堵住一辆安徽掏粪帮的凤阳粪工控制的粪车，这时苏北帮头将食指伸到粪车中，蘸了蘸，放在嘴里尝尝，然后对凤阳粪工说：“你的粪，没有我们的好”，之后便借此理由推翻粪车，彼此打斗，直到一方服输，交出一条弄堂的收粪生意为止。我住在闸北区东新村大姑家的三天中，表妹巧珍招来几个与我相仿的小玩伴一起玩耍，还念唱着一则顺口溜：“风扫地，月当头，住末住个棚棚头，盖末盖条破被头，吃末吃个粥钵头，穿末穿些破布头，蹬末蹬着鞋子露出脚趾头。”形象地概括了当时生活在闸北区东新村上海移民的生活状态。

　　1953年9月22日是中秋节，我父亲和叔叔表哥们都放假一天。那天，15岁的三叔顺祥和14岁的表哥长干可兴奋又时髦了。他们俩上午与我父亲逛过南京路的各家大商店后，下午各自都换上了心仪已久的新衣服；顺祥穿上了西式藏青色外套，长干则身着棕色中山装，他们俩都饰有假领头。以前上海有许多裁缝店、制衣店，这些店面卖的最多最火的便是假领头；当时假领头款式多样，除了领子，还有前襟、后片、扣子和扣眼，穿在外衣里面，充当衬衣，让小年轻们时髦又靓眼。顺祥和长干结伴同行，他们首先来到了南京路的圆形天桥。那里被人们称为“钻石”路口，站在这座大圆天桥上看，就会对南京路的繁华有着最直接的体验！当时的上海真不愧是东方巴黎，如果不是街上行人的服装和黄包车，真不敢相信这是40年代的上海。然后，他们俩又来到了南京东路口的外滩，此时驻滨扶栏放眼远眺，那浦东犹如一片小岛浮在江水上，而外滩扶栏下的江边停留有许多摆渡船，当时摆渡船还是上海人主要的出行交通工具……。

　　中秋节的那天傍晚，二叔、三叔和表姑父杜益夫等亲朋好友都来到我家团聚。杜益夫思绪敏锐很有生气，经过一番家长里短的情投意合交谈之后，他的话题转向了上海苏北人的人气精神。他认为：上海的苏北人能吃苦，善奋斗，有许多苏北人在上海拼搏进入了中上阶层；上海的苏北人虽然大多数很穷，地位低下，但是他们软不欺、硬不怕。就说上海的苏北人就有两次暴打老蒋的趣事：一是1917年9月2日，蒋介石在去同盟会元老张静江家时，因与黄包车夫因车费问题争执，蒋打骂车夫；被蒋激怒的苏北籍车夫反过来将蒋按倒在地痛打。二是1919年10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元老居正家门口，因车费问题又和苏北籍黄包车夫吵架，蒋再次殴打车夫；不想车夫把蒋介石和劝架的居正和居正家人全都打倒在地，扬长而去。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愤笔写下：“与苏北人争闲气，竟至逞蛮角斗，自思实不值得。”风流倜傥、帅气潇洒的杜益夫谈吐睿智，温尔有礼，深受大家喜爱。

　　自从解放后，上海市委就发布了《关于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生产的指示》，并一直在努力执行：“必须采取最有效的方法，疏散大批失业及无业的市民回乡生产，以减轻城市的负担，以增加农村的生产”。进入1953年的9月，上海各区各街道更进一步加紧了人口疏散的推行工作，无论家庭有多少人口，要求所有没有职业的无业人员返回农村原籍。那年国庆节的第二天，我们全家和二叔、三叔几家人一同启程回苏北了。晌午时，我们登上了驶向苏北内河的铁驳船，随着“突突”的柴油机的声音响起，不一会，船就开了。船头劈开河水，顺风而行，像离弦的箭，朝前方驶去，在长江口与通顺河水岸，留下扇面似的波浪，一起一伏地令人心胸舒畅、心情惬意。第二天，铁驳船驶进了通往盐城阜宁的射阳河。我倚着船栏杆，俯视河面，河水清粼粼的，河边还长着青绿绿的芦苇，虽没深入苇塘，苇荡风采已崭露头角。我面对这浩浩荡荡的芦苇不觉沉思起来：芦苇虽然无杨柳依依之姿，却秉性坚强；绿得并不妩媚，却显出禀有强健生命的颜色，它们生命力顽强，经得住风雨的摧折。正如南宋诗人叶绍翁在《嘉兴界》中吟咏：“平野无山见尽天，九分芦苇一分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