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可追溯的心灵史，要从《诗经》说起。不论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百转回肠，还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浪漫柔情，诗经里的种种情感，都在数千年时光中悄然渗透到中国人的骨子里，成为我们情感的底色。历代文学经典名篇，在引领我们回望三千年历史烟云的同时，也在我们心灵的调色板上，增加不同的色彩，成就一个情感丰沛，在精神世界里进可攻、退可守，无限幽深又无限广博的民族。

　　着名学者、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鲍鹏山在《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的理智与情感》一书中，从《诗经》起笔，逐步解析中国文学及国人心灵情感的变迁史，点解了数千年不变的世态人情及渐渐流变的人文精神。文学不是道德评判的舞台，它兼有传道授业解惑、借物借事言志的功能，但其最根本的目的在于表达人的真情实感。这种情感是贴地行走的，带着人间烟火，沾着七情六欲；也可以是士大夫的精神史诗，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亦可声声天问，以刀笔之功写尽人世苍凉。

　　文学作品，虽出自某一位具体的作者之手，但其思想高度又往往受制于时代发展的气象及时代精神，优秀作品折射的正是一个时代的心理真实。纵观中国三千年文学长河，它不一定客观反映了历史的真相，但它一定是一部真实的心灵史。

　　在《魏策四》“唐雎为安陵君劫秦王”一节中，秦王面对使臣的不可一世，大谈“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面对咄咄逼人的秦王，不惧反怒，以士人之怒来对天子之怒，挺剑而起。这一“挺剑而起”暴露了事件的虚构性，因为使臣上殿是不能带武器的，多本学术着作也考证此事为虚。事件虽虚，但因其写出了士人精神，那义正词严的朗朗之声，那挺剑而起的飒然之气、风流之姿，都契合了人们对士人精神的期待。这正是超越历史事件的心理真实，写出了一个时代的士人理想。

　　谈国人的心灵史，当然少不了诸子百家。鲍鹏山以《孟子·梁惠王上》为例，剖解孟子如何化解齐宣王的语言进攻，化被动为主动将齐宣王的情绪控制于股掌之间，使其听子之道，信子之言。当然，这并非说孟子是一个巧辩之徒，不论是他的机关暗设，还是逻辑错位，都是因为他的“赤子之心”，即他单纯地相信自己的道德是天地间的大道，相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相信人心向善，人人皆可为尧舜。

　　与其说是孟子的思想魅力征服了三千年人心，不如说是我们需要一种能够鼓舞人心去恶扬善的价值理论，在律法以外指引人们生活，令在现实中迷茫、四处碰壁的人们，有一方可以追寻的精神家园，有可以为之奋斗不息的信仰，让我们安身立命，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鲍鹏山文章的魅力在于其秉笔直言，他激昂文字，评点古今，绝不人云亦云。比如他评点汉桓帝、汉灵帝时代的文选《古诗十九首》，并不沿用他人“读来惊心动魂”的赞美论调，而是指出在这十九首诗中，看不到真正的政治热情，看不到河清海晏的政治理想，也看不到负责任的政治讽谏，当时社会已经无道，知识分子已经无志，他们所书的，不过是对自己生命的恻隐之情。可悲的是“当知识阶层激越的清议之声被朝廷的诛杀之声压制下去之后，他们只能在孤馆春寒或深窗秋怨中消磨自己的生命”，甚至生出生命虚无及时行乐的蜉蝣思想。

　　中国人的心灵是复杂的，当文不能言志，不能谏言，不能真实记录时代时，一些士人又不愿在精神上彻底沉沦，于是田园诗人及隐逸文人便应时而出。他们有的寄情山水，有的沉醉于风月之间，有的以退为进，借隐逸求“登堂入室”的终南捷径。当然，这里有真文士，也有假文人，有的真风流，有的不过是沽名钓誉。

　　唐有唐的气象，宋有宋的旖旎，山水田园别有风韵，金戈铁马亦有英雄豪气干云。屈原《离骚》成千古绝唱，他是“失败”的英雄，司马迁为历史招魂，他是成功的伟人。“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张若虚的夜晚让人沉醉；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月影中流转着天籁佛音。

　　纵观国人三千年理智与情感，可以说我们有过激情飞扬的纯真时代，有过意气勃发的盛世气概，也有过逃避现实的萎靡时代。历代士人中，有文以载道、秉笔直书的文者义士，有婉转劝谏、有识无胆的弱者书生，也有借文章向当权者献媚的伪文人，还有彻底告别功名，归入田园的隐者乐者。文学不是道德的评判场，当今人将目光投向深邃的历史时空，我们不是以后知后明的优越感对前人进行审判，而是要体味不同的人生和时代。文学不是历史，但她却是真实的心灵史，回望中国三千年文学变迁路，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精神跌宕起伏的发展史。